侯文咏——《不乖》

序 | 如果我一直很乖……

小时候上作文课时，老师要我们读故事写心得。故事的内容是抗日战争期间，女童军送国旗给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守军。

照说，这个关于荣誉、爱国、奋不顾身的故事，心得一点也不难写。

不过那时我故意唱反调，写了一篇“吐槽”的心得。文章详细的文字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大意基本上是：

一、如果不能打胜仗，送国旗也没用；如果能打胜仗，国旗过几天再挂也没关系。

二、如果打败仗还挂国旗，老百姓会误以为打胜仗，错过了逃亡的黄金时机。

还有——

三、国土失掉了，还可以收复，但女童军命没了，就无可挽回了，因此还是命比较重要……

我还写了不少理由，总之，结论就是大唱反调。

可以想象，在那个国家、民族情操重于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师约谈了。

老师问我：“老师平时对你好不好？”

我说：“好。”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听老师的话，别人怎么写，你就怎么写。”老师停了一下，又说，“大家会怎么写，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为什么？”

“你相信老师，这是为你好，你听话以后才有前途。”

“噢。”

我相信了老师，从此我的文章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种是公开的、“听话”的文章，像是：作文课的作文、比赛的作文、考试的作文、贴在墙报上的作文。另一种是偷偷摸摸的、“不听话”的文章，像是：传小纸条的文章、写情书的文章、投稿的文章……

一直到了我长大之后，我母亲还很喜欢数落我小时候多么顽皮、多么不乖的事迹。当然，四行仓库的心得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件。

对我来说，那些其实只是听从自己内心的话，或者诚实地说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的事情而已。当时我一点也没想过，那就是所谓的“不乖”。

依照那样的定义，我这一辈子其实还做了不少“不乖”的事。像是，第一次投稿时没有邮资，偷爸爸的邮票；像是，为了让稿子内容更精彩，编出许多学校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为了看电影，偷偷翻墙爬进电影院，被老板拎着耳朵拉出来……

或者，像是，约会时没有征得雅丽小姐的允许，就偷偷地吻她；或在实验室做研究时，明明大家都觉得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试；或明明大家觉得是没有机会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或辞去了医师的工作，成为一个专职作家，成为一个编剧、广播主持人、电视连续剧制作人……

回想起来，是这些“不乖”、“不听话”的作为或决定，一点一滴造就出了今天我的人生非常决定性的部分。

有时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时候放弃了“不听话”的文章，只写“听话”的文章；或者因为没有零用钱买邮票，因此放弃投稿；或者先征询雅丽小姐同意，才敢吻她……少了这些“不乖”，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师讲的一样，所有要我乖的人几乎都是很善意地为我好。我也相信，听话的人的确会有前途。那时候我并不明白，不听话的人，长大一样会有前途的——差别只是，听话的有听话的前途，不听话的有不听话的前途。

回想起来，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让那个年轻、不乖又有点彷徨的自己，或者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人知道：

别担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继续努力、用力让自己长大成心中想望的样子，一切都会很好的。

那时，如果能听到类似的话，从爱我或为我好的人口中说出来，或许我会少些犹豫，多点坚定与专注吧。

于是，我开始了这本书的书写。

不乖

根据《辞海》的解释，所谓“乖”指的是：孩子懂得道理而不淘气。换句话，“乖”指的是顺服。

也许有人要问：这样的乖有什么不好？

在我看来“懂得道理，不淘气”没什么不好，问题出在这个孩子懂的“道理”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道理。

考自己的文章得不到一百分？

先来讲个故事吧。

我有篇文章被收录进语文教科书里去了。那年我的孩子正好是第一届读到这篇文章的九年级学生，他们班上的同学就对他说：

“你回去问你爸爸，这课到底要考什么？”

于是儿子跑回来问我。

我不听还好，一听了差点没昏倒。我生平最痛恨考试了，没想到自己的文章变成了别人考试的题目。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自大学联考（现在叫指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论语》《孟子》这些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拿去烧掉。

（望着熊熊一阵火，心里还一阵快意畅然……）

我抓了抓头，尴尬地说：“我真的不知道学校老师会考什么耶……”

“可是，”儿子着急地说，“你是作者啊。”

“问题是我当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人拿来当考试题目的啊。”

结果我当然想不出什么题目来。

后来学校真的以那课的课文为范围考了一次试。

儿子考完试之后，我突发奇想，请他把考卷拿回来让我也考一考。

本来不考还好，一考之下我发现我不会写的题目还真多。我写完了试卷，儿子对照答案，竟只得到八十七分。儿子用着沉痛的表情告诉我：

“爸，你这个成绩拿到我们班上大概只能排第十三四名。”

我听到是有点愣住了。考十三四名当然成绩不是很糟，但这起码表示：我们的制度更认同那十二个比我分数更高的同学。

那十二个考得比我好的同学当然很值得骄傲，但我担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这样的教育制度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这实在很可怕。如果所有的人都很“乖”，大家也全循规蹈矩地变成了拿高分的考试高手，将来谁来当作者写文章给人读呢？

本来，学习语文的目的是为了要培养学生欣赏作品的能力，并且在欣赏的过程中学习到用中文表达的能力。然而，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思考全被文法、词性这些技术性的问题给占据了，以至于考试能力固然很强，但却加深了他们对中文的疏离。这样的疏离，不但剥夺了学生从阅读得到感动、思索人生的机会，甚至剥夺了他们书写表达的兴趣，搞得他们连写出通顺流畅的文章都大有问题。这么一来，就算语文考得了高分，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这只是我们可以举出来的千千万万个例子之一，但这样的例子也正是“太乖”了的最大的风险之所在。这样的风险在于： 

一旦主流思考错了，我们就万劫不复了。

东方文化向来重视传承，不听话的孩子叫“不肖”（意思是，孩子和父母亲不一样），孩子听父母亲的话叫尽孝，臣子听君王的话叫尽忠，于是我们有了忠臣出于孝子之门的传统，有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一脉不能违背的前辈。在这样的文明里，一个后代最了不起的德行就是做到把先人的想法“发扬光大”。

问题是，这就是一切了吗？

先人就不出错吗？如果从黄帝开始就是错的，我们怎么办呢？就算黄帝是对的好了，一直经过尧、舜、禹、汤，假设就在汤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谁又敢保证黄帝时代的看法，到了汤的时代，一定合适呢？

一旦如此，谁有能力让那些错的改成对的？

“乖”的文明固然能够拥有稳定性，却缺乏对变动的适应能力。这样无法“自我改变”的文明当然是危险的。

长期观察雁鹅的诺贝尔奖得主劳伦兹曾有个很有趣的观察：

他发现由于母雁鹅喜欢色彩艳丽、翅膀肥厚的“肌肉男”型公雁鹅，同种竞争的结果，一代一代的公雁鹅变得色彩越艳丽，翅膀也越肥厚。不幸的是，鲜艳的色彩使得雁鹅更容易暴露，肥厚的翅膀更减缓飞翔的速度。这一切“同种的竞争”的优势正好是“自然竞争”的劣势。于是，一代一代下来，雁鹅在大自然中，濒临了灭亡压力。

就某个程度而言，这些“肌肉男”型的公雁鹅，像是顺应社会主流的“乖”孩子，也得到了一定的回报。但雁鹅自己很难理解到，它们同种的竞争优势，反而更加速了它们被淘汰的速度。

这样的观察给我们的启示是：顺服主流，并且取得领先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主流的标准，是不是大自然生存竞争的标准。

因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才会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用东方的标准来说，一个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爱“真理”更胜过爱“老师”的学生当然不乖。

但真理为什么比老师重要？

答案再清楚不过了，如果爱老师是“伦理”法则的话，爱真理却是更高层次的“生存”法则。对一个群体来说，当然没有比“生存”更加迫切的法则了。

也许有人要问：“伦理法则难道不重要吗？”或者，“尊师重道难道不是好事吗？”

伦理法则固然重要，但是没有人规定“伦理”法则一定要跟“真理”法则抵触啊。就以我过去从事的医学研究来说好了，大部分的研究人员穷尽一生努力，就是为了找出证据，推翻前人或长辈的说法。这样的推翻被称为“创新”。科学的伦理就是以创新为核心基础。

在这样的科学伦理之下，有了这种“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学生，通常老师是很有面子的。创新的学生不但不会被社会称为“不肖”、“忤逆”，他的研究、论文，很多时候也成了老师研究的最佳砥砺。我在医学界的研究如果推翻了我老师的看法，他不但不会生气或把我逐出师门，反而会因为“名师出高徒”而感到沾沾自喜。不但如此，这样的文化也激励了老师再接再厉，有了必须推翻学生研究的压力，这种师徒竞争的热闹场面与佳话在西方的科学界是屡见不鲜的。

在这样以“真理”为最高标准的氛围里，形成了一种视“不乖”为理所当然的科学伦理。“乖”文明像不可逾越的一摊死水，“不乖”文明拥有能随着时间“改变”的变革能力。在这样的制度里，尽管子不必肖父，徒不必肖师，但创新却可以随着时代需求不断繁衍、累积。

“乖”或“不乖”的结果与过程

或许有人认为，“不乖”固然创新，可是失败的机会很高。就算老师说的不一定对，但相对之下，至少错的机会少些吧。假设老师只对百分之七十，那么“乖”也还是比“不乖”成功的几率大一点吧？

在我看来，这不是对或错的几率高的问题。

我再说个故事。

从前我家小朋友从家里到小学走路不远，虽然路程只有一二十分钟，但为了安全考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还是让他每天坐校车上下学。就这样一直到了三年级的某一天，校车司机生病请假了。我们心想反正从学校到家里只有四五条街的距离，就让他自己走路回家算了。

这本来应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没想到一趟原本应该是一二十分钟的“旅程”，小朋友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家。急得我们到处找他，只差没报警了。

妈妈当然很生气，觉得小朋友怎么老是做出让父母亲担心的事情，少不了一顿耳提面命。不过我关心的倒是这趟旅程他到底怎么走，走了两个小时。

吃过晚饭之后，我决定带着小朋友重新温习一遍他的回家之路。我们父子就这样拿着地图，在学校附近又绕了一两个小时，重新对照、印证每个可能的选择，小朋友终于把从家里到学校的路完全弄明白了。

我们从校门口出发，用小孩的逻辑重新走过一次，我才发现这一趟旅程非同小可。尽管同样的路程小朋友已经坐校车走过无数次了，但只要小朋友没亲自走过，对他而言就是陌生的路。到过别的城市自助旅行的人一定明白我的意思。要彻底认识一个城市，一定得自己拿着地图，边开车或边走路，实际对照印证才行。如果只是搭乘游览车或别人的车，等到下次我们自己旅行时，到了同样城市，其实还是搞不清楚东南西北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到一个十字路口，小朋友就面临了三个选择。以五个街口的回家路途而言，就有三的五次方的选择——换句话说，在完全陌生的情况下，他猜中并且幸运回到家里的几率只有二四三分之一。光是这样都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一旦在任何街口做错选择，之后他将面临的是更多、更复杂的选择——可见回家是一趟多么艰巨的旅程啊。

走完了这一趟多出来的意外之旅，我蓦然发现，原来两年多以来都能快速、准时到达学校的儿子，其实是没有自己上学的能力的。

儿子坐校车的经验让我想起了所有语文、英文、数学……考高分的学生，就像我家小朋友每天能准时到校一样——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能力。有一天，当这些考高分的学生必须面对真实世界时，再高的分数、名校，能帮得上的忙恐怕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说“乖”与“不乖”的差别不是“对的几率”大小的问题，而是对知识学习与掌握的层次的问题。如果“乖”像坐校车上学那么容易、方便，那么“不乖”应该就是自己用脚的探索与尝试。一个每天坐着校车上学的“乖”孩子，他被剥夺的其实是“不乖”的机会——这个“不乖”，也正是对事物真正认识，必须经历的探索与尝试错误的过程。

有些人也许要问：如果可以不用经历那些无可预测的“不乖”过程，乖乖地长大，不是很好吗？

真的很好吗？

人生真的可以这么样“乖乖”地到老死而没有疑问？

同样坐着校车上学，到底是有过“不乖”经验，还是没有“不乖”经验的孩子更叫人放心呢？

答案其实是很清楚明白的。

和玩乐器很像，很多时候，人生中的完美演出也是必须通过许多错误与练习才能达到的。大部分小孩准备考试时，师长们会要求小孩做模拟考题或测验练习题，觉得非这样不能考得高分。可是回到“真实人生”这个场域——不管是谈恋爱、交朋友、选填志愿，大部分小孩却连一点练习、尝试错误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在面对人生试炼时，如何能考取高分呢？

我们的人生太害怕“错误”了，觉得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要付出太多无法预期的时间与代价。可是如果尝试错误是学习过程必要的一部分呢？我们是不是得预留下一些“错误尝试”与“不乖”的空间与机会给自己呢？

有些父母亲不免要担心地问：是不是等孩子长大一点，心智成熟一点，能够自行判断时，再给他们这个空间？

这样的思考最大的谬误在于：

首先，如果没有这些空间，他们很可能心智上永远都不会长大。

再来，更重要的，如果真的一定得有犯错的经验，当然是越年轻代价越小啊。

我年轻时曾经为人借贷当保证人，损失了几百万元。这些钱占了我当时资产的一半，觉得痛苦不堪，可是现在想想其实也算还好。幸好是年轻时就有这个经验，并且学得教训，从此人生就算打过疫苗了。否则到了这个年纪再遇到这种事，也损失现在一半以上的资产，那才是真正的惨不忍睹啊。

对很多舍不得小孩尝试错误的父母亲其实是要换个角度来看事情的，如果尝试错误对孩子的成长是必需的，那么孩子能在你看得见的时候尝试，其实是件好事。不管后果如何，做父母的多少还可以陪伴孩子渡过困境，或是给予一些必要的援助。否则等他离开父母时才碰到，就算有心可能都帮不上忙了。

以前常听人说：“人不轻狂枉少年。”过去总觉得这话听来有点轻狂，可是现在想想，这话实在是人生的至理名言。老实说，没有轻狂少年的经验，就不可能造就出一个深思熟虑的成人。就像许多植物都必须受到温度或光照的刺激之后才能开花一样，叛逆、不乖也是生命之中开花、结果必需的“生长激素”啊。

人不轻狂不但枉费少年，更进一步，我还要说：人不“叛逆”枉少年，人无“不乖”枉少年啊。

做一个太乖的人当然不好。

可不可以不写功课

我这样说，一定有人不以为然，反驳我：

“你说‘不乖’才好，但杀人、抢劫、打架也是不乖啊，难道这样也可以吗？”

杀人、抢劫、打架当然是不对的事，但把“不乖”等同于“不对”，这样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我认为，所谓的“不乖”，指的应该是一种反对“不加思考就听话、顺从”的态度。一个乖的人，待在腐败、犯罪、落伍的群体中，反而最容易被同化，做出贪污、违法、无效率的坏事。因此，重点不是“听不听话”，而是事情有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与价值判断。如果经过自己的思考与价值判断之后，是“好”的、“对”的事，当然要义无反顾去做。反之，就要有勇气戒除、拒绝。

我再说另一个故事。

我们家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曾经不写功课，联络簿一拿回家里，常常满篇都被老师写满了红字。为了这个，儿子常常和妈妈有意见冲突。后来两个人闹得鸡飞狗跳，妈妈只好请我这个爸爸出面处理。

很多家长处理这种事的基本逻辑就是以“完成功课”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展开威逼利诱——不用说，这样的威逼利诱当然是以“乖”为前提的。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正好相反。在我看来，我的小孩好不容易对他的世界开始发出问题，开始有了不乖的“叛逆”思考，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可轻易错过。

我决定换个角度，顺着小孩的思路，以“不乖”为前提来思考问题。

如果要不乖的话，我们开始讨论：怎么样才可以不写功课呢？

小孩一开始听到我的议题当然是一脸狐疑的表情，不过很快他就感受到，我是认真的。没多久，我们就想出了不少办法（虽然儿子觉得不太可行），这些办法包括了：

一、我把印章交给他，让他自己在联络簿上盖章。

（小孩问：“可是功课没写，老师如果打电话来问，你会怎么说？”我说：“我当然实话实说，说章是你自己盖的。我可不能帮你说谎。”这个提议立刻就胎死腹中了。）

二、或者，我打电话请老师允许他不要写功课。

（小孩问：“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不写功课，同学会怎么看？”我说：“别的同学要怎么看你，我实在无能为力。再不然，我打电话给所有的家长，请他们叮咛他们的小孩，去学校不可以嘲笑你。”当然，这个提议也出局了。）

三、最后，我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根据“没有盲肠就没有盲肠炎”的外科法则，如果不上学也就没有功课了。（我表示可以向教育局提出在家自主学习的申请，这样他不用去学校上学，也就没有功课，更没有盖章或者是同学看法的问题了。）

小朋友听了，似乎觉得这个方案有可行之处，不过慎重起见，他希望我让他考虑三天。

我欣然同意。

在这三天的时间之内，他到处打电话咨询亲友团的意见。亲友们当然大部分都不赞成只为了不写功课就不去学校上学。由于他这么到处打电话，同一时间，我也接到不少关切的电话（包括我亲爱的老妈），承受不少压力，但我决定保持沉默。

就这样过了三天。

三天后，在晚餐桌上，他郑重向我们宣布，经过慎重考虑的结果，他决定——

还是要去学校上学！

“为什么是这样的决定呢？”妈妈问。

“我想，学校有很多的同学，不但如此，学校还可以培养我们德、智、体、群各方面……”这——可——有——趣——了，听起来完全像是校长在升旗台上精神讲话的口气。

“所以？”

“所以，我想我还是去上学好了。”

“那不想写功课怎么办？”我问。

“其实功课没有那么麻烦啦。”

“搞了半天，”我抱怨，“什么都没有不一样嘛。”

“虽然外表看起来差不多，”他指着脑袋瓜说，“可是这里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我看不出来啊。”

“你当然看不出来，”他说，“可是真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过了。”

这个故事我在《我的天才梦》里面说过了，不过，故事还有后续发展。此例一开，大儿子尝到甜头，想进一步全面检讨其他那些“没有经过他同意”的课外活动。于是我们只好把他的时间表拿出来，从学英文、游泳、钢琴，一样一样重新确认。

“我对钢琴课没兴趣了。”他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太无聊了。”

“无聊？”

“嗯。”他觉得钢琴是女生弹的。

事实上，这件事他已经向妈妈抱怨过好几次，妈妈虽然威逼利诱，成效显然不彰。我想了一下，立刻拿起电话，打给住在楼上的老师，告诉她大儿子暂时不上钢琴课了。

钢琴老师是那种充满爱心与耐心的老师。她一听到大儿子想放弃钢琴，立刻忧心忡忡地劝我要多鼓励孩子、要孩子再坚持下去云云，可是我不为所动。在我的坚持之下，老师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勉强同意我的决定。

放下电话之后，大儿子的表情有点愣住了——没想到这个梦寐的希望这么容易就实现了。看得出来他很高兴，但还故意装出一脸“哀矜勿喜”的表情。

这时门铃忽然响了，大儿子跑去开门，原来是在楼上上钢琴课的小儿子课程结束回来了。

我很清楚地听见他用高八度的声音，亢奋地对弟弟叫嚷着：“欸，我不用弹钢琴了，欸，欸，欸……我从此不用弹钢琴了。”

我走到门口对小儿子说：“哥哥说他不想学钢琴，我已经答应他了，”这事得一视同仁才行，“你呢？你还想学吗？”

“想啊。”弟弟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老师奖励他的棒棒糖，“棒棒糖好好吃，而且老师还有好几种不同的口味我都没吃过。”

“你确定要继续上下去？”

他点点头。

从此我们家开始变成“一国两制”——弟弟继续学钢琴，哥哥则快乐地享受他争取来的自由。每当弟弟练琴时，哥哥总会有意无意地就跑到钢琴旁炫耀。

“好舒服噢，我又K完了一本《哈利·波特》。”再不然就是：“你知道吗？电视上正在转播NBA球赛，到现在Michael Jordan已经一个人独得五十二分了”……

弟弟不屑地看了哥哥一眼，继续练习他的钢琴。

就这样经过了三个月。

有一天，弟弟上完钢琴课从楼上下来，在门外猛按门铃。哥哥去打开门。

“什么事啦，”哥哥看了弟弟一眼，“这么兴奋？”

“你看，这是什么？”弟弟高举着翻开的联络簿，指着上面的红字，一个字一个字兴奋地念着，“弟弟加油，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程度就要超越哥哥了噢。”

哥哥的脸色从红色又变了青色。他转过身来，嘴里喃喃念着不知什么，边念边自顾往房间走。眼看事有变化，我立刻也跟随进房间。

“怎么了？”我问哥哥。

“弹那种垃圾车的音乐，没什么了不起啦。”

“你不要这样嘛，”我说，“你不学钢琴，弟弟继续学，他会超过你，这是必然的事啊。这很自然，不是吗？”

他不说话。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学钢琴当然就会被弟弟超过，这很公平啊！”

“我又没有说不学，我只是说很无聊，你就……”

赖到我头上来了？我沉默了一下，灵机一动，问他：“怎么，你现在又想学了？如果真想学的话，我可以再和老师说啊。”

“可是，过去弟弟都只上半个小时，我上一个小时太无聊了。”

讨价还价？“那我告诉老师，你也从每次半个小时开始好了。”

“老师会不会不高兴？”

“哎呀，你想继续学，老师高兴都来不及了，怎么会不高兴呢？”

就这样，老大又回去上钢琴课，每次半个小时。

和我们不用再担心小孩写功课的事情一样，这次回去上钢琴课的热忱完全不同。我开始在他的联络簿上看见了老师称赞的话语。

“你这次好像进步很多噢？”我问大儿子。

“你知道钢琴要进步的秘诀是什么吗？”他抓了抓头，神秘地对我说，“就是要停一段时间不弹。”

“是噢。”我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这次再重新学琴，老大的确进步得很快，没多久，他跑来跟我商量说：

“我现在发现我的功力大增，才开始热身呢，半个小时竟然一下子就过去了。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每次上课时间可以改成四十五分钟好了。”

于是上课从三十分钟改为四十五分钟。就这样上了两个多礼拜，儿子又有意见了。

“这次又怎么了？”我问。

“老师上课都是三十分钟，再不然是一个小时，这样上四十五钟，学费好难算噢。”

“学费很难算？”我不太懂。

“给三十分钟的学费太少，给一个小时又太多，这样好了，”他说，“我牺牲一下，我上一个小时好了。”

原来是想上一个小时，拐弯抹角的。我说：

“折腾了三四个月，现在事情又回到了原点，还是同样的老师，不但同样每个礼拜上课，而且还是每次上一个小时，你一定要告诉我，事情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为什么呢？他告诉我的答案，仍然还是那句老话：

“因为我想过了。”

小孩的钢琴就这样自动地继续弹了下去。十多年过去了，大儿子的钢琴虽谈不上什么专业水平，但直到现在，钢琴成了他喜欢的技能，以及烦闷时的陪伴。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了。

对我来说，我之所以愿意对“不乖”这么宽容，最大的理由正是：经由这个“不乖”的过程，小孩得到了一种“他和功课”或者“他和钢琴”之间更深度的思考——这个思考，就像一直坐校车的小孩必须自己走路才能真正弄懂上学的路一样，孩子也唯有自己思考过，才可能对自己人生的选择有更深刻的认知。

因此，当大儿子说“我想过了”时，他试图表达的，正是这个从“无知”到“知”的过程。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杀人、抢劫、打架，这样也可以吗？我的回答是：这些是“不对”，而不是“不乖”。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对的行为，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在面对许多人生抉择时，没有尝试、思考，甚至更深刻认知的机会，以至于在没有任何经验参考值的前提下就“误入歧途”，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因此，对我来说，这个从“不乖”到认知的过程是远比写不写功课、学不学钢琴这些学习本身更重要许多的。

也许有读者要问：万一小孩真的不写功课了，可以吗？真的不学钢琴了也没有关系吗？甚至再问得多一点，读书读得不好、考试考零分也没有关系吗？

我的答案很简单：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人性的本质，没有人是愿意让自己零分的。如果把零分当成一种像是“发烧”、“疼痛”的症状来看的话，不去理解这个症状产生的原因，一味地给退烧药、止痛药，后果是很危险的。更何况，父母亲开出的处方再好，如果小孩不愿意服用，其实也是枉然。

对于大部分的父母而言，最难也正在这里。面对小孩的“不乖”或“叛逆”行为，父母亲最容易掉入的窠臼就是：唠叨、情感威胁，再不然就是发脾气、处罚小孩……无可厚非的，这些都是人类在面临焦虑时，很难避免的情感反应。但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样的动作不但于事无补，甚至还会加速父母亲和孩子之间感情的疏离。

因此，一个为小孩着想的父母亲，第一件能为小孩做的事情就是：克制自己的焦虑，不要把这样的情绪反射性地发泄在孩子身上。

必须先有了这一步，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资格）更深入地理解小孩，给予支持，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帮得上忙。

因此，当我说不学钢琴没关系，考零分没关系时，我的意思是现在不写功课不代表以后永远不写功课，现在零分不代表一辈子都零分。不弹钢琴了，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学别的啊。因此，把小孩的“不乖”当成一个机会，让他可以从内在到外在，把自己和这整件事的关系好好想想，反而是更健康的想法。

俗话说得好：“千金难买早‘知道’。”千金买不来，父母亲、师长的唠叨换不来的“知道”，却是得经过孩子们从“不乖”的实践中去换来的。父母在这个过程之中一定要学会把路让出来，这样孩子才有自己去摸索的机会。毕竟孩子自己摸索来的“知道”，才是能让父母真正放心的保证啊。

想过才会长大

太乖当然不好，但谈来谈去，谈到最后，听不听话或者是不是和前人意见一致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要“想过了”才好。

这个“想过了”，也就是哲学家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因为我“怀疑”、“思考”，所以我才存在。如果我不怀疑、不思考，别人说的我全“乖乖”地接受，那么我的存在无关紧要，某个程度而言，也就等于不存在了。

正因为我们开始“思考”、“怀疑”既有的价值，所以看起来“不乖”，不经由这样的“不乖”，我们就无法拥有真正面对现实的智慧。至于“思考”、“怀疑”完之后，变得更“乖”，或者更“不乖”了，其实不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还得继续“思考”、“怀疑”，继续“不乖”下去。如此我们才能够不断地把面对外来的挑战、刺激所得到的知识转变成自己内在的智慧，并且继续进步，让自己变得视野更开阔，胸襟更宽广。

也因为这样的进步、开阔，我们才真正在变动中，拥有了一种令人放心的“创造力”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

说到底，“不乖”不只一时，它恐怕还是一辈子的千秋大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