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树 阎连科

记得一九七八年，是这个时代中印记最深的，如同冬后的春来乍到时，万物恍恍惚惚苏醒了，人世的天空也蓝得唐突和猛烈，让人以为天蓝是掺杂了一些假———忽然的，农民分地了。政府又都把地分给了农民们，如同把固若金汤的城墙砸碎替农民制成了吃饭的碗，让人不敢相信，让人以为这是政策翻烧饼、做游戏中新一次的躲猫猫和捉迷藏。农民们也就一边站在田头灿烂地笑；另一边，有人就把分到自家田地中的树木都给砍掉了。

田是我的了，物随地走，那树自然也该是我家的财产。于是，大家就都砍，大的和小的，泡桐或杨树。先把树伐掉，抬到家里去，有一天政策变了脸，又把田地收回到政府的账册和手里，至少家里还留有一棵、几棵树。这样，人心学习，相互攀比，几天间，田野里、山坡上的那些稍大的可檩可梁的树木就都不在了。

我家的地是分在村外路边的一块平壤间，和别家田头都有树一样，也有一棵越过碗粗的箭杨树，笔直着。在春天，杨叶的掌声脆脆地响。当别家田头的树都只有溜地的白茬树桩时，那棵杨树还孤零零地立着，像一个单位广场上的旗杆。为砍不砍那棵树，一家人是有过争论的，父亲也是有过思忖的。他曾经用手和目光几次去拃量树的粗细和身高，知道把树伐下来，盖房做檩是绝好的材料，就是把它卖了去，也可以卖上几十近百元。

几十近百元，是那年代里很大的一笔钱。

可最终，父亲没有砍那树。邻居说：“不砍呀？”

父亲在田头笑着回人家：“让它再长长。”

路人说：“不砍呀？”

父亲说：“它还没真正长成呢。”

树就没砍。就让那原是路边田头长长一排中的一棵箭杨树，孤傲挺拔地竖在路边上、田野间，仿佛是竖着的乡村人心的一杆旗。小盆一样粗，两丈多高，有许多“杨眼”妩媚明快地闪在树身上，望着这世界，读着世界的变幻和人心。三年后，乡村的土地政策果不其然变化了。各家与各家的土地需要调整和更换，还有一部分政府要收回去，分给那些新出生的孩子。于是，我家的地就成了别家的地，那棵已经远比盆粗的杨树也成了人家的树。

到后来，父亲离开人世后，我想到他人生中的许多事，也总是想起那棵属于父亲的树。再后来，父亲入土为安了，他的坟头因为幡枝生成，又长起了一棵树。不是箭杨树，而是一棵并不成材的弯柳树。柳树由芽到枝，由胳膊粗到了碗状粗。山坡地，不似平壤的土肥与水足，那棵柳树竟也能在岁月中坚韧地长，卓绝地与风雨相处和厮守。天旱了，它把柳叶卷起来；天涝了，它把满树的枝叶蓬成伞。在酷夏，烈日如火时，那树罩着父亲的坟，也凉爽着我们一家人的心。

至今乡村的人还有迷信，认为幡枝发芽长成材，是很好的一桩事。那是因为人生在世有许多厚德，上天和大地才让你的荒野坟前长起一棵树，寂时伴你说话和私语，闹时你可躲在树下寻出一片儿寂。以此说，那坟前的柳树也正是父亲生前做人的延续和回报。也正是上天和大地对人生因果的理解写照和诠释。我为父亲坟头有那棵树感到安慰和自足。每年上坟时，哥哥、姐姐也都会把那弯树修整一下枝，让它虽然弯，但却一样可以在山野荒寂中，把枝叶升旗一样扬起来。虽然寂，却更能寂出乡村的因果道理。就这样，过了二十几年后，那树竟然原来弓弯的腰身也被天空和生长拉得直起来，竟然也有一丈多高，和二十多年前我家田头的杨树一样粗，完全可以成材使用。

我家祖坟上有许多树，而属于父亲的那一棵，却是最大最粗的。这大约一是因为父亲过世早，那树生长的年头多；二是因为乡村伦理中的人性与品德，原是可以在因果中对坟地和树木给予给养的。我相信了这一点，我敬仰那属于父亲的树。可是今年正月十五间，我八十岁的三叔过世时，我们一片雪白地把他送往坟地时，忽然看见父亲坟前的树没了，被人砍去了。树桩呈着岁月的灰黑色，显出无尽的沉默和蔑视。再看别的坟头的树，大的和小的，也一律不在，被人伐光了。再看远处、更远处别家坟地的树，原来都是一片林似的密和绿，现在也都荡然无存、光光秃秃了。

想到今天乡村世界的繁华和闹乱；想到今天各村村头都有昼夜不息的电锯轰鸣声，与公路边上的几家木材加工厂和木器制造厂的发达；想到那每天都往城市输送的大车小车的三合板、五合板和胶合板；想到路边一年四季都赫然竖着的大量收购各样木材的文明华丽的广告牌；想到我几年前回家就看到村头路边早已没了树木的荡荡洁净和富有，也就豁然明白了父亲和他人坟头被人砍树的原委和因果，也就只有了沉默和沉默，无言和无言。

只是默默地想，时代与人心从田头伐起，最终就砍到了坟头上。

只是想，父亲终于在生前死后都没了他的树，和人心中最终没了旗一样。

只是想，父亲坟前的老桩在春醒之后一定会有新芽的，但不知那芽几时才可长成树；成了树又有几年可以安稳无碍地竖在坟头和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