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纱裙－－第三届新锐写手评选征文

白纱裙

我们小镇的夏天，总是来得特别早，却也并不火烫，不急不缓的，时间慢悠悠，就像渡口张伯的小船，就像小巷尽头菊姨的琵琶声。

我蓬着稻草头，趴在窗槛上看邻居家的大黄狗奔来，我知道，强子要来了。不一会，他带着小竹就追到了门外。小竹喊：“阿离，你出来，我们戏水去！”我不应，反问：“你妈在吗？”小竹摇摇头，叹了口气：“今天是菊姨下葬一百天，我妈去看她了，你妈没告诉你吗？”我心想，怪不得今儿一早我还没醒爸妈便出去了。我摇摇手：“不去了，你们带几朵莲花给我吧。”小竹应着便离开了。

菊姨曾是我最崇拜的人，小时候，我常听她弹琵琶唱曲，往往夜深还不回家，都是爸爸来到巷尾把我抱回家。一天，我突然说：“长大了我也要做一名戏子。”爸爸一愣，我却继续憧憬，“像菊姨一样。”爸爸笑了，他说：“你菊姨可不是戏子……却是个苦命的人啊……”那时，我已经犯了迷糊，趴在爸爸肩上一颠一颠的。菊姨还在弹，只是声音越来越远，渐渐听不见了。

这时，对面二层洋房的窗开了。她探出身子来了，还是那样的黑发，那样漂亮的白纱裙。她用那把镶了钻的小梳子一下一下地梳着头，对窗台上的花草耳语，又转身进了屋。我的脸涨得通红——我喜欢这个比我大了一大截的姐姐。

是的，对于一个从小只见过白墙，青瓦，小石巷，夏天只有粗布小褂，光脚丫，头发一直乱蓬蓬的七八岁的小女孩来说，她是多么渴望成为那个一直白净美丽的少女啊。只要穿一次那件白纱裙也可以啊！我想。

傍晚，天边一片艳红的时候，小竹顶着湿发来我家了，带了那几朵我要的莲花。我把它们插在家门口的大水缸里，等着听小竹讲今天发生的事。她说，今天三姑在集市上丢钱了，城里人贼坏；东巷的阿婆跌了一跤，很难再下床了；有人自个儿摇船过河，翻下去了，幸亏阿力叔经过。说道这，我们都不吱声了。我们都想张伯了。

张伯年过七十，儿女早已出国，遗忘了他。刚到镇子那会儿，成天只知道对水井边的大槐树发呆。后来，菊姨说，您老还健壮，不如去河口摆渡吧。于是，张伯去了，跟大家都渐渐熟起来。那一年正月，妈妈带我去给张伯拜年，大家也都去了，我记得那时候，张伯哭了。从此，张伯摇船更卖力了，还常帮我们摘塘心的莲花。可是，那个一直憨笑的张伯却在那一年饥荒后离开了。

天渐渐的全都暗了，屋里静悄悄的。我和小竹对坐着，不吭声，任由一阵阵晚风从堂前吹来，在身边打个转，渐行渐远。在不远的地方，传来了那个公主般的女孩的钢琴声。

钢琴，洋房与白纱裙，都是与这个江南小镇极不合的东西，尽管向往，仍替代不了菊姨的琵琶声和素雅的旗袍。只是那琴声的某一段，某一个音符，某一丝感情，是与菊姨的曲子极相似的，至于什么，我说不出，只能任由它陪伴我坐在那段时光中。

当小竹突然说出她讨厌那个女孩时，爸妈回来了，一切的惆怅都倏而远去，被暂时遗忘，只有我仍不合时宜地提出了那个问题。

“那个姐姐是谁？”我大声地说：“就是对面的穿白纱裙的姐姐。”

妈妈的眉毛拧紧了，爸爸却又拿起筷子，低头看碗，问：“怎么了？城里人。”“我知道！”如果不是城里人，怎么可能那么漂亮？当然菊姨也很美，但只是仙女的美。仙女和公主是不同的。“那就完了，别去吵人家。”爸爸夹菜，菜却落到了酒盅里。我仍想问，却被妈妈打断了。

她沉下嗓子说：“他爸爸是城里的官儿，犯了罪，进了牢。母女俩在城里混不下去，才来这儿的。你别和她们扯关系！吃饭！”

我不说话了，妈妈说进牢里的都是最坏的人。可那么漂亮的姐姐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爸？再说当官儿的不是管坏人的吗？我决定去问强子，他比我大，一定知道。

当我像傻子一样问完所有问题时，强子才恍然大悟地说：“你是说那个城里人吧？”他漫不经心地答，“贪污。”“什么？”我急了，我怕是比杀人抢劫还坏的罪。“就是地方官员私自扣下经他手却不属于他的钱，都是大数目，不然她们能住洋房？”强子不屑地继续说，“那一年饥荒本是有许多接济的，如今这样，多亏了他们啊！”

那一瞬，我傻了，我曾设想过许多回答，却没想过会与那一年有如此深的关系。那一年的烈日，台风，洪水，饥荒，折磨着小镇的每一个人。先开始，大家都等着政府的接济，却换来绝望。许多人，包括我们家，都选择去镇外亲戚家住，留下世代居住的镇民，和张伯，菊姨。张伯不肯走，菊姨也不肯。张伯跌伤卧床，活活饿死；菊姨熬了下来，却得了要命的胃病，挺不过春天，也去了。离开了太多人，小镇终究不是原来的小镇了。那种不属于我这个年纪的哀伤，忽然蔓延上了心头，汹涌澎湃。

我忽然很想恨，但我恨不了那个女孩，恨不了那段琴声，于是我把一切都怪罪在那件我曾是多么向往的白纱裙上。

那个傍晚，我做错了一件事。

我划破了那件晒在她家后院的美丽的白纱裙。

但我并不快乐，我哭得一塌糊涂；我听见她也哭得一塌糊涂，谁也止不住。黑夜安分地匍匐在大地上，听着两个伤心的女孩哭泣。

那夜，我伴着眼泪睡去，天下起了大雨，风吹得我发了高烧。我卧床期间，小竹告诉我，那户人家搬走了。我点点头，闭上了眼。

后来，那栋洋房被商人买下，扩建成了农家乐，我家也因此搬进了城里。我渐渐长大，穿上了T恤衫，大短裤，偶尔也学菊姨，穿贴身的旗袍，只是，再也没提及过白纱裙，甚至路过商场时，也绝不停留。

我也曾听到过关于那件事的一些琐碎后事，小竹说，那件白纱裙是她爸爸在她十四岁生日是送的。爸爸说，一开始，是因为女孩受不了别人的排斥、孤立才来了这儿，却又被伤害，母女俩又去了更远的地方。我沉默了，他们不知道送走她的，正是喜欢她的我。

而长大对于我最重要的意义，便是终于懂得了她琴声中令我想起菊姨的是什么——

那是如当初那江南小镇般的似水的淡淡的伤感，淡淡的离愁。菊姨有过，她有过，我也曾经拥有。